“上海……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实在不可思议的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国际世界主义俱乐部。在这儿文明的光明闪烁辉煌同时，各种各样的秘密和罪恶如魔鬼样出现。极端自由、眩惑的华美生活，胸口堵得慌的淫靡气氛，像地狱样的凄惨的底层生活……既是个天国，又是个地狱……”在村松梢风第二年出版的新书的自序中，他如此描述上海给他留下的印象。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平庸、粗鄙的词汇能够概括这座城市，“魔都”一词从村松梢风的新书封面上生动地飞跃而出，在上海滩的百年焕变中扎根生长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暴力就是竞技，流血等于流汗，枪炮才能够换得自由和荣誉。但在魔都，事情并非如此绝对。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驻华大使签订秘密签订后世称之为“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自甲午战争，清廷覆灭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向神州大地伸出魔爪。从这一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战争的阴霾便横贯在整片远东大陆上。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热衷于帝国主义扩张、武士道精神和称帝野望的野心家毕竟还是少数，在中日两国，都有一大批的先进人士和热血青年试图在战争阴影下为自己的理想主义寻找出路。体育运动，便是他们的突围。1915年5月15日，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成功拉开帷幕。

“远东运动会”（Far EasternChampionship Games）是现代亚运会的前身。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菲律宾、日本和中国作为“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人和当时亚洲竞技体育最先进的几个国家，各自承办了后来全部十届运动会。其中，1915年，1921年，1927年的三届“远东运动会”都在上海举办。

为了促成“远东运动会”的召开，也为了让竞技体育在中国生根发芽，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近代体育之父”张伯苓先生可谓呕心沥血。他四处筹措资金，甚至连总统袁世凯本人都捐出了2000大洋。上海的三届“远东运动会”分别在当时的虹口体育场、虹口花园运动场和中华运动场举行。其间，政权由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更迭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统治者对运动会的热情不减。1927年，蒋介石亲任预选赛总裁判为“远东运动会”输送164名运动员，上海各界人士几乎全部捐款支持。《申报》报载：“前数届在华开会，皆为外人代为主持，本届一切事务，完全由华人办理，会场建筑之完备，比赛评判之公正，日菲代表均称满意。此虽为中国应尽之责任，然在远东运动会史上，不可谓非开一新纪元也。”

全部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运动员取得了令国民惊艳的成绩。1915年中国代表队在上海取得了总成绩第一的名次，而当时的中国足球队则力克菲律宾队获得了冠军，“亚洲球王”李惠堂也正是在“远东运动会”上扬名海外。除了第一届以外，中国足球队斩获了之后全部九届运动会的冠军。联想到今天的中国足球，颇给人一种“祖上阔过”的既视感。

1932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驻扎在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遭到日军袭击。3月1日，双方宣布停战，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日本在东北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结束后，日本坚持要把伪满洲国拉入运动会，遭到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团退出“远东运动会”，随即，“远东运动会”消亡……以体育竞技为载体的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就此彻底被战争阴影吞没，原定于1938年的第十一届“远东运动会”被1937年惨烈的淞沪会战取代，张伯苓先生参政，李惠堂远走南洋。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